“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当人们坚定的既有信念,遭到事实性证据的反驳时,他们不仅不会改变看法,反而会更加坚信自己最初的信念。在舆情工作中,这种现象表现为官方的辟谣或澄清,不仅未能平息质疑,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舆论反弹,即“越辟越黑”。研判此类舆情,不能仅停留在“辟谣失败”的表层结论上,而必须深入到其发生的心理机制、识别其关键特征,并据此调整应对策略。
在研判一个舆情事件是否具有高“逆火”风险时,需要评估其是否触及了以下几个核心的心理触发点。
首先,要研判议题是否触及了公众的“核心信念”或“身份认同”。“逆火效应”最容易在那些与公众世界观、价值观、自我认同深度捆绑的议题上爆发。例如,关于“中医与西医”、“转基因食品安全”、“特定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议题,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讨论,而成为不同“信念部落”的身份标签。对于这些议题,任何试图用“科学事实”去颠覆一方核心信念的尝试,都会被视为对其整个身份群体的攻击,从而触发强烈的防御性“逆火”。
其次,要研判舆论场是否已形成高度的“情感卷入”和“阴谋论”叙事。在事件发酵初期,如果舆论场已经被某种强烈的情绪(如愤怒、恐惧)所主导,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能够解释一切的“阴谋论”故事框架(如“背后必有黑幕”、“官商勾结”),那么此时再抛出任何与该框架相悖的、零散的“事实”,都将被轻易地解读为“阴谋的一部分”或“掩盖真相的手段”,从而为“逆火”提供燃料。
最后,要研判回应主体的“公信力”是否已经受损。“逆火效应”的发生,与辟谣主体自身的公信力密切相关。如果涉事单位或地方政府,在过往的舆情事件中,曾有过“说谎”、“避重就轻”或“官僚主义”的“前科”,那么其在本次事件中的任何澄清,都会被公众戴上有色眼镜进行审视,其辟谣的效力会大打折扣,触发“逆火”的阈值也大大降低。
当一场舆情呈现出以下特征时,即可初步判定,“逆火效应”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官方回应后,负面声量不降反升:这是最直接的量化指标。在官方发布澄清通报后的数小时内,如果舆情监测系统显示,相关的负面讨论帖文、互动量出现新一轮的、甚至超过前一波的峰值,即为典型“逆火”。
舆论焦点从“事实”转向“态度”:公众的讨论,不再聚焦于官方通报中所澄清的“事实”本身,而是转向集中攻击通报的“措辞”、“语气”、“盖章单位”等形式问题,并将其解读为“傲慢”、“心虚”、“不真诚”。
“阴谋论”的“迭代升级”:原有的阴谋论,在官方辟谣后,并未消失,而是迅速地将官方的辟谣内容,作为新的“证据”,整合进其原有的逻辑框架中,从而演变出一个更复杂、更“完善”的“2.0版”阴谋论。
出现对辟谣信息本身的“反向事实核查”:部分意见领袖或网民,会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视官方通报,并从中找出其所谓的“漏洞”、“矛盾点”或“春秋笔法”,从而发起新一轮的、更具“技术含量”的质疑。
一旦研判某舆情已陷入“逆火效应”,传统的、对抗式的“辟谣”思路就必须立即停止,转向更具策略性的“认知干预”。
第一,建议“更换主体”,引入“高公信力第三方”。
既然当事方的公信力已经受损,就应立即引入一个更具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第三方,来对事实进行重新调查和发布。这个第三方可以是上级主管部门、国家级权威媒体、或由多方代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通过“更换信源”,来绕开公众对当事方的不信任壁垒。
第二,建议“重构叙事”,而非“重复事实”。
不要再简单地、反复地重复那些已被证明无效的“事实”。而应尝试构建一个全新的、更具共情力、更能解释公众疑惑的“新叙事框架”。这个新框架,应首先肯定公众的合理关切(“我们理解大家的担忧”),然后坦诚地承认自身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最后再将事实置于这个新的、更具诚意的框架中进行重新阐述。
第三,建议“以行代言”,用“看得见的改变”替代“说不清的道理”。
在“逆火效应”的漩涡中,任何言语都已贬值。最有效的沟通,是行动。建议决策层,果断地采取一些超乎公众预期的、具有实质性的整改行动(如“责任人停职”、“启动问责程序”、“对相关规定进行修订”等)。这些“看得见的改变”,远比任何苍白的解释,都更能有效地传递出解决问题的决心,从而为重塑信任,创造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