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者将所传递的讯息、意图和观点，转化为具有特定规则的代码。信息接收者将上述代码按特定规则进行解读。这种模式即是编码/解码模式，最早由传播与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于1973年提出。

霍尔将矛盾的概念引入文化研究，他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在生产时刻与媒介接收时刻不可能一一对应，认为话语的主导意义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意指传递，而是透过隐含的、自然化的编码实现，受众要借助解码才能获得话语意义，因此对受众解码过程的分析变得关键。

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生产、流通、使用与再生产

在编码/解码模式中，霍尔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循环论的影响，把电视话语分为四个阶段：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四个环节是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各环节均有联系，又保持相对自治。

生产环节即话语信息的编码，信息在发送传播之前会进行重新构建，这种构建是诠释性的、社会性的，编码过程本身会受到制度结构、从业者专业水平与职业道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流通环节即信息从编码者被传送到受众的过程，而至信息的消费使用和再生产的环节时，霍尔认为这两个环节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为编码的信息一经传送，编码者即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同时语言的意义本身会有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即常识和言外之意，在信息的解码过程中又受到受众知识结构、社会地位、解码语境、整体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则原始编码很可能产生多义解码。当然，解码过程也并非完全由语言文本、受众决定，在电视传播这种主流、传统传播模式中，解码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社会主导话语的影响，会形成主流解读模式，其中包蕴着意识形态运作和媒体文化霸权，霍尔由此也提出了三种媒介编码/解码的模式。

霸权模式

信息接收者的解码与信息发出者的编码对等。在电视话语的传播中，即观众将电视新闻的内涵意义直接不加限制地吸收，且信息解码完全参照编码，解码完全符合编码预期。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内部本身也存在冲突和矛盾，因为信息本身所承载地意识形态是统治者内部对抗的产物，也是统治者和作为其“意义代理人”（agents signifiants）的媒介组织之间相对抗的产物。

协商模式

信息接收者将提取的意义部分改变。接收者接受信息所传递的对现实的解释、定义，但在接收时加以适配，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示反对，既形成一定的包容又对原有信息的定义内容做出限制。霍尔援引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比如，工人同意新闻报道所称停发工资的理由：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他们还是决定罢工，理由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对抗模式

解码与编码不同，甚至与编码对立。接收者用自己支持的意识形态反对他所批评的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仍以70年代的停发工资为例，电视观众用“阶级利益”替换了媒介说辞中的“国家利益”，用自己的经验、立场分解编码信息，读出批判性、抵制性的意义。

理论意义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将话语、符号、权力、社会关系等引入媒介研究，标志着英国媒介文化研究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编码/解码 模式也强化了受众的传播地位，也为媒介研究的传播受众分析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框架。

参考资料：

《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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