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事件简报

2026年2月20日00:00 – 2026年2月24日10:00

一、事件概况

近日，福建莆田发生一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无接触事故”纠纷。一名老年女子骑自行车在拐弯处摔倒，两名路过的初中女生骑电动车见状后停车帮扶，事后交警部门认定该事故为无接触交通事故，判定女生承担次要责任。摔倒老人则主张其摔倒系因女生车辆突然出现受到惊吓所致，并向女生家属提出22万元赔偿要求，案件原定于2月26日开庭审理。2月21日，涉事女生母亲郑女士对外表示，原告方已撤诉，相关网络内容已删除，事件已得到妥善处理，其家庭希望不再占用公共资源。此事在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普遍对助人者面临追责表示关切，部分评论呼吁应依法厘清责任，避免“扶不扶”的道德困境对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目前事件以撤诉告一段落，但其间折射出的法律认定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张力，仍引发公众对善意救助行为法律保障的深入思考。

二、舆情综述

2026年02月20日00时至2026年02月24日10时，境内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的舆情信息主要传播平台为短视频、新闻APP、社交网络等。总体情感倾向以负面为主。其中，负面信息约占59.5%；中性信息约占37.3%；正面信息约占3.2%。舆情在02月20日达到最高峰。

三、舆情趋势

该时段内，境内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的舆情信息，媒体舆情于02月22日14时达到最高峰，网民舆情于02月20日08时达到最高峰。

四、传播平台

该时段内，境内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的舆情主要集中在短视频平台，占总量的50.7%，其次为新闻APP占38.2%，社交网络占9.6%。

五、情感分析

该时段内，关于“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的舆情情感倾向中，负面舆情占比最高，达到59.5%；其次是中性舆情，占比37.3%；正面舆情占比最少，仅为3.2%。

六、热词分析

该时段内，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的话题提及频次较高的词语有“摔倒”、“老人”、“索赔”、“女生”、“22万”等。

七、媒体报道

该时段内，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

（一）关注事件最新进展：原告撤诉与案件终止据【央广网】、【新闻晨报】、【封面新闻】报道，该事件已迎来关键转折。涉事女孩母亲郑女士于2月21日向多家媒体确认，原告方（摔倒老人）已撤回起诉，原定于2月26日的开庭审理随之取消。郑女士表示此事已“妥善处理”，并删除了此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相关内容，希望事件就此平息，不再占用公共资源。这一进展标志着引发社会巨大争议的诉讼案在法律程序上已告一段落，但事件背后的法律与道德讨论并未结束。

（二）聚焦事故责任认定争议：交警判责依据与法律分析据【中国妇女报】、【国是直通车】、【吉林】（报道中引用的律师观点）报道，舆论的核心争议点在于交警作出的“次责”认定。律师分析指出，责任认定并非基于“扶人”行为本身，而是依据“无接触事故”原则。关键论据包括涉事初中生若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车，则已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此外，其骑行行为（如未靠右行驶）是否与老人受惊吓摔倒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判责关键。有律师认为，若骑行行为确实对事故的发生有影响，则担责有据；但也有质疑指出，监控显示老人摔倒在先，其摔倒主因与初中生骑行的关联度存疑。

（三）讨论事件对社会风气的潜在影响：重燃“扶不扶”争论据【中国妇女报】、【南方日报】、【观察者网】报道，此事极大地触动了公众关于社会信任和道德风险的敏感神经。媒体报道普遍担忧，如果两名初中生纯粹是出于善意施以援手，最终却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将构成一次“反教育”，可能加剧社会冷漠，导致更多人面对类似情况时不敢伸出援手。评论强调，需要健全调查处理机制，用权威调查廓清是非，旗帜鲜明地为见义勇为者撑腰，从而修复社会道德信任，避免“好人难做”的论调蔓延。

（四）回溯事件经过与双方说法：监控视频下的罗生门据【南方日报】、【观察者网】、【上海全知道】报道，对于事故如何发生，双方各执一词。根据女孩家长描述，老人是在避让一辆白色轿车时因重心不稳自行摔倒，女生是在其倒地后才上前搀扶。而摔倒老人则声称，自己是因两名女生所骑电动车突然出现受到惊吓才摔倒。媒体报道指出，尽管有监控视频，但完整画面并未完全消除疑问。公众和媒体均呼吁公布更详尽的视频资料和交警的责任认定依据，以还原事实真相，回应核心争议。

（五）剖析案件法律焦点：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责任划分据【观察者网】（引述律师观点）、【吉林】（引述律师观点）报道，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并非法院判决的唯一或终局依据。律师指出，法院在审理中将独立审查证据，可以根据案件事实重新划分民事责任。此案的审理焦点将集中在女孩的骑行行为（如速度、距离）与老人摔倒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弱，以及白色轿车是否存在过错等方面，并依据《民法典》的过错责任原则，按照各方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来确定最终的按份责任。 

八、大V言论

该时段内，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大V们对此事件的评论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一）对交警责任认定和“无接触事故”概念的质疑与批评许多评论认为交警的“次责”认定不合理，尤其是基于“无接触事故”的概念。他们认为，监控视频清晰显示老人是自行操作不当摔倒，与两名初中生并无物理接触，其骑行行为与老人摔倒之间缺乏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批评者指出，这种判罚逻辑存在巨大漏洞，可能助长“碰瓷”行为，让“无接触”成为讹诈的新借口，并担忧其对社会道德和公众助人意愿造成严重打击，甚至有人将其影响与昔日的“彭宇案”相提并论，认为这会寒了好人的心。

（二）对老人方高额索赔动机和行为的强烈谴责舆论普遍对老人方提出22万元高额索赔的行为表示反感和愤怒。评论者分析认为，其实际医疗费用仅2万余元，其余近20万为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远超合理范围，是典型的“狮子大开口”。不少人质疑其动机不纯，指责其“恩将仇报”，是利用他人的善良进行讹诈。这种“摔倒”变“躺赚”的行为被广泛批评为不道德，并使得“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再次出现，公众情绪强烈倾向于同情被索赔的初中生。

（三）强调应区分交通违规责任与帮扶行为的性质，保护善举不少观点指出，在此事件中应当“一码归一码”，即初中生未满16岁骑电动车等交通违规行为，应依法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但这与其后续好心扶人的善举是两件独立的事。批评者认为，交警的责任认定将二者混淆，让善意承担了过重的代价。舆论强烈呼吁法律和司法实践应当明确区分过错与善意，在依法处理违规行为的同时，更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行为，不能让好人吃亏，以免对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

（四）对事件以撤诉和解告终表示欣慰，认为是舆论的胜利当原告方撤诉、事件得以妥善处理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评论表达了欣慰之情，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正义的回归”。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结果避免了可能对初中生及其家庭造成更大伤害的诉讼，也使得两个孩子能够尽快从心理阴影中走出。同时，舆论也将此视为公共关注和社会舆论对维护善良、抵制不当索赔的一次胜利，尽管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仍令人深思，但结局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公众对“扶不扶”困境的焦虑。

（五）从法律专业角度分析责任认定的关键在于因果关系部分具备法律背景的评论者则从更专业的层面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仅需要存在交通违规行为，更关键的是要严格审查该违规行为与损害结果（老人摔倒）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需要判断女孩的骑行行为是否实际制造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该危险是否直接导致了老人的避让和摔倒。他们认为，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仅是证据之一，并非最终判决依据，法院应独立、审慎地审查视频等证据，依据民法典相关原则（如“好人条款”），对因果关系进行深入辨析，才能做出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的公正裁判。

九、网民言论

⑴网民情绪 

该时段内，通过对有关“福建两学生帮扶老人遭索赔”的网民言论进行情感倾向分析，大众情绪分布如下：

⑵网民观点

（一）对交警责任认定的质疑多数网民认为交警的次责认定不合理，主要理由是事发时两女孩的电动车与老人自行车距离较远且全程无接触，老人摔倒的直接原因是避让白色轿车导致重心失衡。视频显示老人摔倒时电动车仍在数米外，骑行行为并未形成实质性干扰。部分观点指出，即使存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也应单独处罚，而非与无直接因果关系的摔倒事件强行关联。这种“无接触事故”的认定标准若被滥用，可能导致任何人正常出行都可能被追责的荒谬局面。

（二）对22万赔偿金额的争议大量言论聚焦于22万赔偿诉求的合理性，认为该金额远超实际损失。有网民对比交通事故赔偿案例，指出严重人身伤害的全责赔偿仅30余万元，而此次轻微摔倒却索要天价赔偿，明显存在讹诈嫌疑。部分分析认为，医疗费实际有限，但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附加诉求过高，反映了“谁弱谁有理”的畸形维权心态。还有观点质疑法院是否应支持此类缺乏合理计算的赔偿请求。

（三）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担忧事件引发对“扶不扶”问题的广泛讨论，许多网民表示此类判决将加剧社会信任危机。观点指出，好心扶人反被索赔的案例屡见不鲜，将导致民众在遇到类似情况时选择冷漠回避。有言论强调，司法判决应体现惩恶扬善的导向，若放任诬告行为，将对公序良俗造成毁灭性打击。部分人呼吁完善法律，对明确讹诈行为追究反坐责任，保护善行者的合法权益。

（四）对老年人骑行能力的批评部分网民认为老人自身骑行技能不足是事件主因。观点指出，在低速状态下无法通过脚部支撑保持平衡，说明其不具备安全骑行能力。类似“技术不行摔跤也能讹人”的评论，反映部分人对老年人贸然参与交通的不满。有建议称应建立骑行能力评估机制，避免应急能力差的人群上路成为“移动风险源”，同时强调个人应对自身安全负主要责任。

（五）对媒体报道倾向的质疑不少言论批评媒体用“扶老人被讹”的标签带偏舆论，忽视事件本质是交通责任认定纠纷。有分析指出，部分媒体刻意裁剪视频、突出情感冲突，将法律问题道德化，加剧社会对立。还有观点揭露“一鱼两吃”的流量操作模式，先渲染悲情再反转炒作，呼吁网络清朗行动应整治此类失序行为。强调应基于完整事实进行理性讨论，而非被情绪化叙事裹挟。

十、热门文章

十一、研判分析

福建莆田“初中女生扶老人遭索赔22万”事件，因涉及“无接触事故”责任认定与助人行为反遭索赔的强烈反差，迅速引爆舆论场。尽管事件以原告撤诉告终，但其核心争议并未随个案平息，反而再次触发了公众对“扶不扶”社会道德困境的深层焦虑，舆情焦点从个案是非上升至对司法实践、执法标准与社会信任结构的广泛质疑。

(一) 舆情发酵根植于“彭宇案”阴影下的社会信任危机

本次事件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海啸，关键在于其精准触动了由“南京彭宇案”等历史事件所积淀的集体记忆与信任创伤。公众并非单纯讨论事故责任划分的技术细节，而是将个案视为衡量社会道德风气与司法公正的又一标尺，担忧“谁受伤谁有理”、“谁救助谁担责”的和稀泥逻辑再次上演。

1.  核心叙事框架围绕“好人没好报”展开。媒体报道与网民言论大量使用“寒心”、“阴影”、“不敢扶”等情感化词汇，将两名初中生塑造为“善意反遭惩罚”的象征性角色，而索赔22万元的巨额诉求则被解读为“赤裸裸的讹诈”，放大了事件的道德冲击力。

2.  “彭宇案”成为高频参照系。众多评论直接关联历史案例，如网民引用“不是你撞的为什么扶”的争议判词，反映出公众对司法能否有效保护善行仍存有深切的信任赤字。此次事件被视作对司法系统能否扭转这一负面印象的又一次考验。

3.  舆情压力成为推动事件转折的关键变量。从事件发展脉络看，原告撤诉发生在舆情大规模爆发之后，这使得部分舆论将结果归因于“网络曝光”而非“司法公正”，虽暂时平息了风波，但也强化了“不闹不解决”的负面认知，对长效机制建设构成挑战。

(二) 交警责任认定书陷入法理严谨性与社会观感撕裂的双重困境

交警基于“无接触事故”原理及涉事女生存在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车、未靠右行驶等违法行为作出次要责任认定，在专业层面或有其依据，但其论证过程与结果告知的不足，严重脱离了公众的普遍认知和情感接受度，引发了执法公信力危机。

1.  因果关系的论证未能有效说服公众。监控视频显示老人摔倒前曾避让白色轿车，交警认定女生的骑行行为产生了“视觉压迫”是导致老人摔倒的原因之一，但该认定与“老人自行操作不当”的直观感受形成巨大反差。关键证据（如完整视频、具体认定说明）的缺失，使得专业判断与公众常识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2.  “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嫌疑削弱执法权威。尽管交警划分了主次责任，但将助人者纳入责任方，在公众看来是对违法行为的机械认定，忽略了对善意的保护。大V“蘸盐”等指出可能存在的“谁扶谁有责”的惰政思维，尽管可能并非事实，却反映了公众对执法动机的深刻怀疑。

3.  责任认定与巨额索赔的关联放大了不公感。次要责任本应对应有限赔偿，但22万元的索赔额极度放大了公众对“次责”后果的恐惧，使得原本可能限于专业领域的争议，演变为对司法系统能否公正裁量、避免“小事大赔”的普遍担忧。

(三) 事件应对暴露出基层治理在复杂舆情面前的被动与短板

从事件发生、责任认定、舆论发酵到最终撤诉，相关单位的应对呈现出初期回应缺位、中期解释乏力、后期被动平息的特点，反映出基层在面对兼具法律专业性与高度道德敏感性的复杂事件时，缺乏系统、透明、主动的应对策略。

1.  关键信息发布滞后且不充分。交警部门未在责任认定引发争议的第一时间，主动、详尽地公布认定依据、现场勘查细节及法律适用说明，将解释权让渡给媒体和网民猜测，导致谣言滋生和信任损耗。直至舆论沸腾，仍缺乏权威声音进行有效疏导。

2.  跨部门协同化解矛盾的机制缺失。事件涉及交警、法院、涉事双方家庭及学校等多方，但在舆情升温过程中，未见有效的内部协调和统一的信息出口。最终以“原告撤诉”这一结果性信息仓促收场，未能借此机会澄清法理、弘扬正气，留下了“不了了之”的观感。

3.  对未成年人心理创伤的后续干预不足。女孩母亲多次表示孩子产生“严重心理阴影”，但公开信息中未见教育部门、社区或专业机构对涉事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正向引导，未能有效修复助人行为带来的负面体验，错过了化危为机、强化价值观教育的关键节点。

(四) 个案解决未能根除“讹诈低成本”与“善意高风险”的制度性隐患

此次事件虽以撤诉告终，但并未解决其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对不实索赔行为缺乏有效约束，以及对善意救助者的法律保护仍显不足。这继续助长着“讹人无成本、行善有风险”的负面预期，持续侵蚀社会道德基石。

1.  讹诈行为成本过低的问题依然突出。原告方在掀起巨大风波后撤诉，并未承担任何失信成本（如公开道歉、接受训诫等），这向潜在效仿者传递了错误信号，即讹诈成功可获利，失败亦无损失。网民建议“将讹诈者纳入失信名单”虽有情绪化成分，但反映了对提高讹诈行为法律与社会成本的迫切期待。

2.  针对善意救助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有待落地。《民法典》已设立“好人条款”，但如何在实际判例中精准适用，避免救助者陷入自证清白的窘境，仍需更细致的司法指引和坚定的实践。本次事件中，救助行为本身是否应成为责任认定的考量因素，未能得到司法环节的明确阐释，保护力度未能彰显。

3.  交通安全教育与规则宣传存在盲区。事件也反映出部分未成年人及家庭对交通规则（如电动车驾驶年龄限制、骑行规范）的漠视或无知。加强针对性的普法教育，从源头上减少因自身违规而陷入纠纷的风险，是预防类似事件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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