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网络舆论生态新变化与舆情风险分析研报

2025年，我国网络舆论生态总体平稳有序，舆论场活跃度上升，且呈现出结构性转型加速、风险因素交织的复杂态势。突出变化主要为，舆论生成从“人本主导”向“人机共塑”演变，舆情触发从“重大突发”向“日常引爆”转变，舆论传播从“线性扩散”向“多域共振”延伸，治理方式从“诉求回应”向“制度推动”迈进。同时，舆论场也存在四类较为突出的风险，即人机协同引发的信息失真，侵蚀公众信任；算法逻辑下的群体分化，使社会共识更难构建；网络空间持续扩张，加剧舆情治理压力；情绪化维权现象增多，影响基层秩序与法治权威。对此，应从强化源头治理、优化传播机制、提升协同治理能力、规范执法运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等层面入手，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守住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

一、2025年度网络舆论生态新变化

从“人本主导”到“人机共塑”：舆论生成模式的结构性转型

2025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工具辅助”迈向“自主协同”，推动舆论生态发生结构性变革。舆论生成模式由传统的“人本主导”加速转向“人机共塑”，人机边界日益模糊。一是AI大模型引领信息入口。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借助大模型技术，对热点事件的发展脉络进行智能化聚合与梳理，自动生成事件时间线、多方观点摘要及核心事实提炼。这类AI生成的“信息导览”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用户对公共议题的认知框架与理解路径。二是智能体走向舆论前台。AI大模型、社交机器人作为拥有一定主体性的参与者，从后台服务走向前台参与，深度嵌入舆论生态。如字节跳动旗下AI产品“豆包”上线视频语音通话功能后，大量用户凭借“豆包”实时交互功能与拟人化表现，开发出“模仿整蛊”“穿搭审判”等玩法，形成现象级传播。此外，小红书推出的“点点AI”可进入用户评论区参与对话、让情绪，成为能“玩梗”、会共情的“拟人化互动者”。三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重构生产方式。技术持续迭代让AI辅助生产突破专业门槛，用户借助语义理解与多模态生成技术，可将文字指令快速转化为图文、视频等多元内容形态，大幅压缩信息生产与发布周期。

（2）从“重大突发”到“日常引爆”：社会情绪感知的敏锐性升高

2025年网络舆论呈现出明显的“触发阈值下降”特征。舆情引爆点不再主要集中于重大公共安全或突发性政治事件，而是逐步地向日常生活议题延伸。消费体验、职场纠纷、情感冲突等原本属于个体层面的议题，在特定语境下迅速被公共化解读，形成大规模传播。一是消费争议成为高频引爆点。“西贝预制菜风波”即为典型案例，其核心争议在于企业是否使用预制菜及是否明确告知消费者，本质属于商业经营范畴，但在网络传播中迅速上升为关于“消费知情权”“餐饮诚信”“行业透明度”的公共讨论。大量短视频与自媒体评论强化了“被隐瞒”“被套路”等情绪标签，放大公众焦虑。二是个案被快速上升为对体制公平性的拷问。北理工教授出轨、演员黄杨钿甜耳环风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研究生罗某宇坠楼案等事件，在网络传播中均超出个案范畴，引发公众对高校权力监督、公职人员家属财产来源、校园治理机制等“制度性缺陷”的关注与讨论。

（3）从“线性扩散”到“多域共振”：舆论传播中的内生动力增强

2025年的舆论场，短视频分发、网民评论、圈层分享三类传播形态深度交织。舆情在多节点传播中持续演化、自我增强，共同塑造了一个与以往“媒体设置、公众接受”等线性传播不同的复杂生态。一是短视频成为舆情引爆的前端入口。《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达10.99亿，其中44.6%的新网民“触网第一站”即为短视频。诸多社会热点、特色事件最先从短视频平台出圈，如“苏超”联赛在抖音创下超220亿次播放，完成从地方赛事到全民议题的跃迁。二是网民评论逐步成为舆论内容的重要策源地。艾媒咨询2025年数据显示，短视频及直播用户中，32.12%的用户会转发分享，28.35%的用户会进行点赞、评论、互动。伴随着用户的高参与意愿，评论已脱离附属定位，具备自主催生话题、产出内容的能力。如“苏超”期间，小屏端的用户评论与“民间梗”被筛选后融入大屏专业节目，形成大众与行业内容双向补给的传播模式。三是圈层传播驱动舆论持续发酵扩容。以“外卖大战”为例，美团、京东、阿里三家员工在“脉脉”等平台进行职场辩论、“薅羊毛”心得等相关内容在细分消费者圈层快速扩散，这些内容后续被主流媒体转载报道推送至大众视野，最终让圈层话题扩散为全民关注的公共议题。

（4）从“诉求回应”到“制度推动”：舆论治理效能的建设性转向

2025年，舆论场日益成为连接公众诉求、监督公共权力、推动治理优化的重要纽带。一是舆论参与凝聚法治共识。如“吸毒记录封存”引发的全网讨论，推动官方进行更细致的普法解释，将法条相关“适用场景”和“查询权限”进一步具象化。此外，山东青岛李沧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两行人相撞案”普法案例因个别表述引发争议，法院调解被指“和稀泥”。面对舆论失焦，当地法院通过媒体完整披露调解过程，主动认错并承诺修改，让舆论回归案件事实层面。二是舆论监督倒逼制度完善。如“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相关报道引发舆论震荡，迅速触发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响应，推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歌手郑智化通过社交平台反映深圳机场无障碍设施“形同虚设”，引发社会对无障碍与适老化设施建设的广泛讨论，也促使机场开展系统性整改，完善无障碍服务设施。三是网络治理不断强化。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的“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整治AI技术滥用”“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等“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形成覆盖多领域的治理格局，有效纠治摆拍造假、虚假营销、企业恶意炒作等网络乱象，切实规范网络言论秩序，推动网络生态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舆论工作面临的新趋势、新挑战

（1）人机协同下的信息失真与信任侵蚀风险

在“人机共塑”的舆论生成模式下，信息生产效率与传播能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信息真实性与公共信任基础正受到持续冲击，舆情生态正在由“信息过载”向“信任弱化”演变。一是AIGC规模化生产加剧信息源头污染。生成式AI大幅降低内容生产门槛，虚假信息由零散制造转向批量生成。围绕热点事件，AI可快速生成图文、视频、对话等多形态内容，并通过账号矩阵实现规模化分发，形成“信息包围”。虚假内容因表达完整、情节丰富，反而比真实信息更具传播优势。2025年，利用AI生成民生、公共安全等领域虚假信息的造谣案件层出不穷，致使网络治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二是人机混合传播削弱公众辨识能力。随着AI生成内容深度嵌入舆论场，信息来源的真实边界日益模糊。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部分用户尝试借助AI进行事实核查，却往往忽略对AI输出信息的二次验证，不实信息仍可能在信任盲区中继续扩散。一旦发现问题，用户对AI的信任又会迅速消解，“核实疲劳”或逐渐成为普遍感受。而因真相验证低效，用户可能更依赖情绪与立场做出判断，舆论的评判标准也随之从“事实优先”滑向“感受优先”。

（2）算法逻辑下的群体分化与共识构建挑战

在算法推荐机制与圈层化传播的双重作用下，网络舆论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分化趋势。不同群体在信息来源、价值认同和话语体系上逐渐形成相对封闭的交流环境，公共议题讨论缺乏共同的事实基础与话语框架，社会共识的构建成本显著上升。一是信息获取分化加剧圈层固化。算法推荐使信息越来越贴合用户既有兴趣与立场，信息获取从“公共共享”转向“个性分发”。不同群体接触到的叙事与解释框架差异明显，公共讨论缺乏共同的事实基础，易引发“各说各话”的冲突分歧。二是身份认同强化激化情绪对立。在圈层化传播中，群体身份成为舆论表达的重要依据。面对性别、职业、地域或阶层等敏感议题，不同群体常从自身立场出发解读事件，舆论从事实判断转向立场对抗。群体通过网络强化内部认同，形成“我们—他们”的对立结构，使议题更易陷入情绪对抗而非理性讨论。三是算法机制放大极端表达。在流量竞争中，情绪强烈、立场鲜明的内容更易获得推荐与互动，温和理性的观点则相对弱势。极端表达通过高互动率获得更多曝光，这种传播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舆论场由多元讨论走向情绪对立，公共议题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增加。

（3）网络空间扩张加剧舆情风险与渗透威胁

随着平台生态不断演化，网络舆论空间的边界持续扩展，给舆情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是跨平台交互打破舆论地域边界。随着全球社交平台的互联互通，国内外网民交流日益频繁。如2025年初，大量海外TikTok用户入驻小红书平台，中外网民就物价、税收、医疗、教育等话题展开“赛博对账”。而随着境外注册账号在国内平台活跃度明显上升，平台信息愈加鱼龙混杂，客观上存在文化摩擦与意识形态软性渗透隐患。需警惕部分境外势力伺机借助跨境信息流散布不实内容、放大社会矛盾，试图挑起国内对立。二是私域空间扩张催生舆情风险。商业营销持续向微信群、粉丝群等私域扩张。此类网络空间封闭性强、互动密度高、监管难以触达，其中滋生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商业欺诈等行为，极易衍生为舆情风险。此外，部分商业营销已构建“社区门店+私域直播”模式，如在央视报道的天津某商贸公司案中，不法商家以低价农产品为诱饵吸引老年人进店，随后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精准“收割”。此类骗局受害者易在线下聚集维权，从而引发“线上线下联动”的复合型舆情危机。

（4）舆论介入后的基层治理困境与执法风险

舆论对基层治理的介入显著前移，部分事件中舆论已不再是事后评价，而是直接影响治理过程的重要变量，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风险压力。一是情绪化维权冲击基层治理秩序。由于“嗓门越高越有理、闹得越大越得利”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被验证有效，助长了部分当事人以情绪施压代替程序维权的错误倾向。借助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传播优势，个体纠纷被迅速情绪化、公共化。当事人通过“弱者叙事”争取舆论支持，诱导网民进行“正义审判”，加剧基层部门回应压力。二是基层执法行为遭遇“显微镜”式解构。基层执法现场的复杂性在短视频语境下被极度简化，公众往往忽略前因后果，仅凭视频中的几秒肢体接触或言语呵斥进行道德定罪。这种“显微镜”式的围观或使基层执法人员产生“畏难、缩手”心理，执法公信力亦可能在反复质疑中被消耗。三是法律法规细则缺位放大治理危机。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现行配套规制仍存在空白地带，部分新业态行为的合规边界缺少明确界定。相关矛盾纠纷出现后，不少职业爆料人、法律从业者会依托个案在舆论场展开“法理讨论”，其讨论范围可能跳出案件本身，从个案执法细节上升至对整体监管机制的质疑。在制度细则尚未落地完善前，同类话题极易反复发酵、长期拉锯，既加重行政执法资源消耗，也会干扰相关产业监管政策落地实施。

三、对策建议

（1）强化源头治理，提升内容的可信度

一是完善AIGC内容标识与溯源机制。推动网信部门牵头建立统一、分级的生成内容标识规范，对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多模态内容实施差异化标识管理，提升标识的可识别性与不可篡改性。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生成内容风险管控。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平台建立AIGC内容入库审核机制，禁止批量生成、矩阵分发虚假信息，从源头遏制信息污染。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研发虚假信息识别工具，对热点事件相关AIGC内容进行快速检测、拦截与降权。三是加大虚假信息与黑灰产业链打击力度。强化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联动，聚焦关键环节对“批量生成+矩阵传播”“引流变现”等行为开展专项治理，打通上下游打击链条。同时，完善线索发现与证据固化机制，提升对跨平台、跨地域违法行为的溯源打击能力。

（2）优化传播机制，稳定舆论运行结构

一是推动算法推荐机制规范化与透明化。加强算法备案、动态评估与分类分级管理，建立重点算法定期审查与风险预警机制，推动平台对涉及公共议题传播的推荐逻辑进行专项规范。二是确保平台优化内容分发结构。督促平台在推荐机制中合理设置“价值权重”，降低极端情绪化、对立性内容的流量放大效应，建立权威信息优先触达机制，同时探索引入“多元观点补偿机制”，避免“信息茧房”固化。三是强化重点议题舆论回应能力。由宣传、网信等部门加强前置研判与统筹发声，在敏感议题上形成多层级回应机制，防止舆情对立化演变。提升权威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与连续性，注重区分事实争议与情绪表达，针对性开展回应，防止议题被情绪裹挟、走向群体对立。

（3）统筹多元场域，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加强公域与私域联动治理。强化内容治理责任，通过异常传播链识别等方式弥补监管盲区。二是提升跨平台舆情协同处置能力。由网信部门牵头建立跨平台联动响应机制，统一舆情分级标准与处置口径，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同研判，防止舆情在不同平台间循环放大、反复发酵。三是强化线上线下风险联动防控。加强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构建“线上发现—线下核查—联动处置”闭环机制，对可能向现实行为转化的舆情提前预警、前置干预，防止风险外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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