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工男子”周某第四次出狱后引发的网络传播奇观

4月18日，周某第四次出狱，而他的这次出狱却促成了一场网络时代的传播奇观。他的广受关注源于他入狱之前的行为和言论：周某自2007年至今多次因为盗窃罪入狱，其中偷电瓶车最为出名；他入狱前的名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这种东西，才能维持的了生活这样子，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的感觉比家里感觉好多了！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的！”因此周某被称为“不打工男子”。

（图源：来自网络）

又因为他的外貌像切格瓦拉（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而被网友取名为“窃格瓦拉”。之所以将周某第四次出狱称之为一场传播奇观，既源于多方的网络关注，也源于多样的网络解读，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却展现出复杂的传播现象和社会问题。

多方关注下的网络传播热度及传播阶段

1.预热阶段：他不在江湖，江湖依旧有他的传说

4月18日之前即周某在出狱之前，网络上关于周某出狱的消息就已开始传播。这一阶段的传播主体主要是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自媒体者，甚至早在3月份就有自媒体发出了“领袖即将回归”的相关信息。4月上旬出现了更多相关的预热信息，先后有自媒体脑洞大开剪辑的于4月18日上映的《今瓶没》电影预告片的视频，以前留存在的、现在新创的各种搞笑海报和段子。在这场原创传者缺位的传播中，各路二次创造的传播者成功塑造了“他不在江湖，但江湖依旧有他的传说”的网络神话。所有这些都营造出很好的预热效果，一方面让更多的人重新记起他，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扩大了传播范围，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2.高潮阶段：媒体的焦点聚集，资本的强势觊觎

真正迎来传播高潮的是出狱当天即4月18日。这一阶段，从传播影响力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传播主体主要为专业媒体。传播内容主要为“不可能打工男子第四次出狱，司法所将重点关注”、“30多家网红公司希望签约不打工男”、“多家公司守在周某家门口谈合作”等。不打工男子第四次出狱，在引发媒体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网红直播公司的关注。据媒体报道，各路网红公司开出了200万—300万的签约费、直播提成、综合开发等优厚条件，现场更是保时捷、玛莎拉蒂等豪车轰鸣，俨然像一场电影奇观。被资本强势觊觎的不打工男子也被网友戏称“出狱即巅峰”。

3.追踪阶段：相关人物的细节透露，主角现身的对话访谈

不打工男子出狱之后，他的行迹、他的现状被媒体不断追踪，更多的细节也被报道出来。先是他的家属透露没有签约网红公司以及回家的各种细节；后有@红星新闻 、@潇湘晨报 等新闻媒体与主角不打工男子的对话采访。在媒体的采访中不打工男子明确表达了不会签约网红公司的想法，并称想回家种地，多陪伴年事已高的父母亲。在采访中也出现了一些他关于打工和自由的言论，如下：

（图源：来自网络）

这些言语也被网友戏称不愧为“精神领袖”，逻辑满分，为了自由坚决不向资本屈服。另外，周某二哥在抖音平台上发布的相关签约的言论也被周某坚决否认。

多样化的网络舆论解读：

不打工男子出狱相关信息的网络传播，也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络解读，人们各种角度的解读在互动中产生争议，也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具体舆论基调可以归纳为：狂欢、抨击、反思。

1.狂欢：娱乐刺激和艰辛认同

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不打工男子之所以火爆其中最大的原因归于网友从中解读到的强大的幽默感。人们对不打工男子言论的追捧、对偷电瓶车的戏谑，都已经成为笑点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些高度娱乐化的表象下，也存在着当代人对生活艰辛的认同。不少网友认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当有人公然说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样的话时，必然会引发吸引的注意力。

2.抨击：流量本位下的价值观扭曲

该事件引发最大讨论的点就是对于多家网红公司抢着签约不打工男子。从广大网友的反应来看，普遍对这一现象表现出不满的态度，并引发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另外，对于这一种现象，人民网发表《争抢“不打工男”，这些公司病的不轻》，对这抢热点式的造网红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种完全以流量、资本为本位的网红经济，已经违背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进而被网友称之为畸形的网红经济。这种出狱即巅峰的形势，对于辛苦营业的自媒体者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容易造成一定的心态失衡。

总体来说，对于网红公司的强势争抢，全网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舆论。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些负面舆论的生成，其实也是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得以重新被重视和被巩固的过程，这个热点终究很快会过去，但是舆论中生成的对网红的思考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

3.反思：网络传播焦点对现实行为不良影响的忽视和掩盖

从不打工男子出狱引发的网络传播焦点来看，几乎都是娱乐化的解读和是否签约网红的争议，这些高密度议题的传播忽视或掩盖了现实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一方面，传者只传播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却规避了不想打工就去盗窃的行为观念，而这种传播会造成大众对社会现实问题认识的模糊性，甚至会产生误读；另一方面，传者争相报道是否签约网红公司及追踪当事人的各种细节，却造成了对当事人生活的过分入侵与过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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