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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社交媒体:关于支撑信息战的社交媒体分析的报告4/5
2017-11-15 标签:信息战 浏览次数:68 文本来源:蚁坊软件

第4章 信息战中使用社交媒体分析的情景及几点考虑

前面两章以IRCs为基本框架来分析研究信息战中社交媒体分析的价值和契入点。作者使用了若干例子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交媒体分析中的可能性范围以及将若干方法创造性结合的效能。本章转到国防部建设发展社交媒体分析能力的更宽广的背景。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美国针对国防部数据搜集的现行法律主要反应了较早前的一个时代的科技发展状况,对于信息战从业者在社交媒体数据分析领域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没有明确规定。在严格的法律界限之外,也要考虑伦理问题,在一个后斯诺登世界里,美国公众普遍关注关于隐私和政府数据采集问题,对于社交媒体分析行为来说,澄清法律和道德行为至为关键。面向国防部社交媒体分析能力建设的总体环境还包括一些实际的考虑——具体说来,主要有数据搜集和分析、技术引进和培训等的成本。

在应对使用社交媒体分析支援信息战产生的各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社交媒体分析和信息战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关联程度会越来越强)。我们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估既依据社交媒体特定的知识,也根据信息战领域的大量信息。总起来说,能够应用于信息战的一些东西,也特别适合社交媒体分析领域的应用。

我们也会从学术研究团体获取研究成果,他们主要研究社交媒体发展过程中最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若干法律问题

任何发展或启用社交媒体分析能力的合法性的考虑都必须从创新和创新管理之间的滞后性开始。对此国防部和民口研究人员面临相同的挑战:

由于新技术的管理可能是一个迟缓的过程,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所有相关法律规定的评估都是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新的技术缺乏相关的法律监管可能会带来潜在风险,并给研究人员留下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设想一个美国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参加研究,但是人在美国之外的情况。对此,美国法律适用吗?或者被调查者所在国家的法律适用吗?抑或研究组织所在国家的法律适用吗?…

在没有明确法律指导的情况下,为了不侵犯对人员的保护,研究人员需要自我规范……以适应研究平台的可移值性和灵活性,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下展开研究。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在社交媒体分析上,国防部和商业的视角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我们与专家对商业化社交媒体数据的搜集和分析问题的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报告很不关注搜集商业领域的数据,或者搜集美国公民的数据,或在美国国内从事数据搜集等问题。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简称HIPAA)保护下的健康相关信息,以及一个公司在诉讼调查期间可能不想共享数据等问题。

尽管国防部在社交媒体数据搜集和分析领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这并不是一个靠自我约束能解决的问题。相反,它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政策框架,尽管这些框架没有跟上当前的发展形势。对于商业公司来说,遵守政府合同导致了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因为对个人身份识别信息搜集行为的限制很严,对美国公民数据搜集的限制更加严格。这严重限制了情报搜集的能力。例如,这些规定涵盖很宽范围的信息,包括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出生日期、以及指纹、生物特征识别数据等。

现行的美国法律和信息战

现行的美国法律和政策试图和国际条约保持一致,而这些国际条约都不是专门面向信息战和支援信息战的新型情报搜集手段设计的,例如社交媒体分析方法17;因此,任何试图使社交媒体分析能力完全合法化的努力都会产生以下问题。

注释17:这些国际条约包括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该宣言宣布“军事力量”战争的唯一法律对象;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Marrens条款强调战争中没有被禁止的行为也必然被允许;联合国宪章规定,在“武装冲突”期间禁止使用自卫性质的外部武力威胁,其中“平民的区别”原则禁止针对平民人口、财产和基础设施的军事行动;“外太空条约”的“第四章”要求太空的使用必须“专门用于和平目的”。所有这些条约都是为军事力量的动能化应用而书写的,不是为军事化的信息战设计的。

现行法律对信息战解释和应用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对指挥官从事信息战有妨碍作用。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对信息战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国家间的战争,忽视了其他因素,如非国家因素,或受到处于战争阈值之下的国家相关的角色的入侵等(如ISIL的宣传和征募行动,俄罗斯资金支持的互联网钓鱼行动等)。

在使用传统武器系统的传统战争中,现行法律明确区分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以及什么样的是合法化的“武力使用”。当从事的是公开敌对行动之外的冲突行为,或者使用的是传统武器系统之外的能力时,这些法律界定就没有意义了。当作战目标是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如通信系统,社交媒体平台等)时,指挥员该怎样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呢?反宣传系统能构成武力的使用吗?

最后,美国有关信息战的法律从管理传统的武力冲突的禁止性法律演变而来——主要聚焦于什么不能做,而不是什么能做。这种法律结构限制了信息战的潜能。在一个传统媒体(如“CNN效应”)和社交媒体信息都能够在瞬间实现全球共享的时代,指挥员有充足的理由不以新的或者不同方式来使用IRCs。

可能应用到IOIRCs的法律和政策的层次重叠的复杂性问题

用于起诉武装冲突的国际法(例如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宪章等)都可能适用于该领域。信息战可能会瞄准或依赖天基通信系统和平台,因此国际太空法也可能适用于信息战领域。国际电信联盟章程禁止对其他国家的通信系统进行“有害干扰”(然而军事无线电台除外,这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更广范围的军事通信技术)。也许最大的鸿沟是美国的国内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家法之间的差距。如果国防部遂行信息战,比如,对一个居住在其他国家的极端主义组织头目进行信誉攻击,谁的法律适用?这样一场战役很可能会包括社交媒体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再次,法律体系的复杂性可能会阻碍指挥员发挥最大潜能地使用IRCs。

与非国家组织信息战相关的法律不完善的问题

国家角色(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直与战争和信息战相关联。然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作战的焦点是与非国家对象如ISIL之间的不对称冲突。信息战争特别适合诉诸非国家角色,因为和传统的动能化作战相比,它廉价、可行、并且全球可及。但是,现有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不足以解决这类冲突。除了对一个极端组织公开的国家赞助,美国在怎么直接回应方面是受到约束的。比如,宣传行动能够获得人员或资金,但不可能遂行武装攻击,因此可能无法满足美国自卫方面的阈值要求。

美国法律和国际法律在信息战领域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不完备性等妨碍了在该领域的军事行动,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法官主张军事指挥官不要轻易的支持使用信息相关能力(IRC)的合法性。这是一种讽刺和特别令人沮丧的问题,因为和传统战争相比,信息战的潜力巨大,能以更少的伤害取得更大的军事和政治胜利。

接受我们采访的美国国防部的社交媒体分析专家说,根据程序和政策,美国关于公共可用信息搜集方面的法律条文是过时的,反映了冷战时代的方式和数据类型。他们认为,国防部必须进行法律审查,以消除社交媒体相关政策的灰色地带,制定能够反映当前状况的更清晰的政策,创立服务级别的记录程序来推动这些政策落到实处。

第10及第50条款

美国法典的第10条款和第50条款规定了美国军事和情报行动中各自的角色和责任。这些条款为国防部领导的军事行动、情报活动和情报机构领导的秘密活动提供了权威的解释和区分的依据。美国应用于信息战的军事命令须在第10条款的授权许可下才能执行。对于长期的IRCs可能在第10条款和第50条款中有交叉重叠的内容(比如,网络空间),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以支持在适当的监督下协调使用第10条款和第50条款。举一个例子,美国空军第24航空联队,美军网络空间指挥部的空军分部,灵活运用这两个条款来遂行军事行动。第10条款下的作战人员需要配合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NSA的条款50规定的授权之下获取信号情报的访问权限。第24航空联队在第10条款之下有一些单位,执行“美国信号情报指令(USSID),该指令规定了在空军情报局、监视和侦察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管之下搜集信号情报的限制和程序。这些单位在遂行任务时,经常在第10条款和第50条款的限制下面机动行事”。

同公认的网络空间行动相比,与社交媒体和社交媒体分析相关的信息战规划和IRC的使用有很多新的特点,这方面也没有多少典型案例。试图发展社交媒体分析能力的指挥员可能会面临特别审查,因为第10条款和第50条款授权规定之下的可以遂行的行动很相似: “军事和情报机构都拥有遂行情报搜集行动的法定权利,这些情报搜集行动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虽然军事指挥员具有遂行信息战行动的法定权力——初看起来,这些行动在第50条款之下是秘密的——但其中的历史和政治因素可能会加大审查的力度。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是后911时代军事和情报行动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监管条款10和条款50之下行动的法律框架,该框架“有助于调解以下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在追求国防和对外政策目标中对灵活性、速度和保密性的期望;另一方面,对保持民主问责的强大力度和坚持法律法规的期望”。美军必须为在作战和面临的战略挑战等方面的变化做好准备,法律架构也必须因之改变。

不断变化的作战条件和法律框架之间的这种滞后,使得国会监督的合法功能变得复杂化。虽然信息战行动第一眼看上去与传统观念的军事行动不太相符,这些社交媒体监控行动事实上没有违反第50条款的规定:

国会陈旧的监督结构和因此造成的对法律的误解,对与情报机构遂行的行动类似的军事行动蒙上了一层令人担忧和非法的影子。国会对于国家安全行动的烟囱式的观念在法律上是不适宜的,在具体操作方面也是危险的,因为它认为法定机构是互相排斥的,并且它对多个机构之间进行协作的关注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个为应对互相关联的国家安全威胁而需要我们在政策和法律体系方面增强机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的历史时代。

条款10和条款50的行动的区分方式不是根据行动本身,而是根据“指挥、控制、资金支持、背景和任务意图”等内容构成的法律标准。举一个第10条款许可下的合法的军事行动例子,一次由军事单位遂行的MISO行动,在一次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助行动期间,任务部队在一系列军事命令下开展工作,用善意说服当地群众,以加强蓝军的安全。

建立国防部对社交媒体数据使用的明确政策指导条文

鉴于所有的军事行动领域的对信息战的合法使用尚未明确,也鉴于条款10和条款50中对相关行动的解释存在矛盾,国防部有必要明确现行政策和法律的不足之处。美国和现在适用的国际法没有为信息战和信息战中使用像社交媒体分析这样的新的技术手段进行专门的条文设计。因此,在政策应用中只能使用模棱两可的、类似的条目。国会已经意识到国防部在服务传统军事行动过程中(包括兵力保护和战场感知),对社交媒体数据和公开可用信息进行操作和利用的非情报需求。

这个问题对国防部来说显得特别急迫,“由于缺乏明确定义的政策条文,妨碍了国防部的能力…了解敌对情绪和敌对势力活跃地区信息通信的情况,以及监视非自由和半自由环境、潜在未来活动区域等”。

美国国防部应制定更好的政策,该政策必须尊重关于收集和查看美国人信息的伦理和法律限制,同时解决在敌方战场上意外查看这些信息的问题。

特别事项:对美国人的信息搜集

支撑信息战的社交媒体数据搜集面临的一项特别的挑战是法律禁止收集美国人的通信信息。国防部信息战行动都必须符合条款10中对国内作战行动限制的规定,以及行政命令12333禁止对美国人信息的获取、存储和传播。现行美国法律框架主要面向保护私人权利和限制国内监控,“不允许跨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到国家安全,也不期望全球通信网络或先进技术方法的发展用于情报搜集”。从本质上讲,现有的法律体系没有解决国内通信和国外通信的混杂的问题——这是社交媒体的特征——针对另外一个国家公民搜集的信息可能也包含了美国人的信息。

这提高了在遂行对外进行信息战时无意间收集美国人的信息的可能性,这是使用社交媒体数据的一个潜在的严重制约。在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框架的遵循意味着对国内间谍活动的禁止,这会严重制约国防部的作战,比如,设置一个对社交媒体数据使用和保持的90天的时间窗口,以及第三方的解决方案,这潜在地阻碍了国防部关键信息分析员从分析结果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18

注释18:例如,这可以是一个第三方的承包者,代表国防部的信息战单位获取和存储社交媒体数据,然后给他们提供去语境化的数据层。

完全排除针对美国人信息的无意搜集,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尽快制订一个可行的、法律上和政治上都能够接受的政策,以界定面向公开可用数据搜集行动的合法性,即使这些公开可用数据碰巧又包含了美国人的信息,这类行动也不定性为搜集或专门针对美国人搜集数据的行动。

伦理问题

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分析方面不仅要符合法律的阈值,也必须符合能反映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道德伦理的阈值。因此有必要针对国防部与社交媒体分析相关的行动正式制订一部道德法典。特别是因为社交媒体分析的新颖性和创新的快节奏,它注定要经历一个过程——虽然没有明确被政策或法律所禁止——但它仍然存在违背美国价值观的潜在可能性。

互联网研究活动中的伦理

对国防部社交媒体分析来说,制订一部明晰的道德法典面临的挑战可以在民间研究团体关于“互联网研究活动”的类似交流中得到一些信息支持。该研究团体有一套用于通用人类研究保护的正式的伦理法典和监视执行系统,但是它发现现有的道德准则落后于该领域的发展。这导致了互联网研究活动和道德实践的巨大鸿沟。例如,2006年至2012年发表的与社交媒体研究相关的382篇文章中,只有4%研究了伦理问题和使用推特作为数据源的可能后果。研究人员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在如何合乎道德地使用新的数据源方面缺乏正式的指导原则。

虽然国防部不能简单地复制学术界成果,但是可以从学术研究团体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获得益处。就像关于条款10和条款50的军事问题,其中对互联网研究的学术争论集中在语境和内容方面:“互联网研究伦理的概念化取决于学科观点”。而且,像军方一样,学术界也在为社交媒体内在的复杂性而纠结。在规划和集成实施信息战时,“社交媒体”被看作是一个位置、信息共享的手段、一个数据源以及一组分析方法;类似的,互联网研究同样也是一个用于研究的方法和定位,并且它是如此的千变万化以至于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事物。

个人隐私的伦理

在遵守法规之外,对于国防部的社交媒体分析行为仍有许多潜在的道德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大多集中于哪些是公共数据和哪些是隐私数据的认知分歧。例如,有一些公开的批评认为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违反了对于个人隐私的期望。然而这一案例涉及国防部不会介入的国内行为,美国文化关于私有数据和公共数据之间的区别可能会扩大影响到对于非美国数据的搜集和行动。

民间研究的科学家面临着相似的公共数据和私人数据的问题。最新的立场是,数字空间可以类似地认为是现实世界公共空间行为和私人空间行为的反映:

公共空间可以比作在公共场合的观察行为。在某些服务条款明确地标明其内容可以公开的情景中,对其中的公开可用信息进行研究无须经过同意。研究人员仍须要遵守道德准则,并保护他们的研究课题的私密性。

表征一个数据源是公共还是私有性质的一个常识性的方法,是根据服务的条款来判定,例如推特,其服务条款明确规定用户的输入是公开信息。推特最初的开放API,以及通过第三方卖家对推特数据的公开发售,同进行了隐私设置和用户定义的共享网络方面与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开可见的推特信息能保证被发布到整个互联网上,至少在技术上是这样,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对其存档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我们注意到,公众在对隐私概念和公开信息的理解程度上会有一些问题,国防部已经采取了一个常识性的做法,与民间研究人员的立场保持一致,将广泛可用的信息看做是“公开的”。

数据和技术事宜

国防部必须处理好围绕获得社交媒体分析技术和数据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成本,也关系到不同获取策略的效能和权衡问题。比如,商业化产品的使用可能比较有吸引力。这些卖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开发了复杂的技术,包括可以直接购买并快速投入使用的系列解决方案。然而,在商业化需求和军事行动需求之间,可能会存在使用环境和目标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例如,品牌管理中的情感分析完全不同于为深入洞察公众舆论策略的情感分析。

在我们对商业和军口相关主题专家的访谈过程中,发现有4个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数据和技术的获取成本。数据获取成本在上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推特决定切断第三方分销商对数据的访问,随之而来的就是数据价格的提高。无论成本发生任何变化,相关的社交媒体数据的绝对数量在增长,包括物联网中数据量的爆发潜力,这些都预示着数据获取成本的急剧增长。在技术获取方面也存在可观的成本,这会受到所选择的获取策略的显著影响(例如,是选择合同承包还是选择开源获取)。

•在社交媒体分析中人的位置。一些受访者提到了全自动化分析系统的规模和力量是最有前景的。也有其他人指出,在分析过程中需要人工推理和感知,而不仅仅是一个按键式的分析方法。

•规模分析。专家强调有必要为筛选数据提供解决方案,为人工分析师提供可管理的信息流。需要有这样一种技术,能够为人工感知准备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

•标准和共享。为实现有成效的社交媒体分析,国防部需要一个共享的行动图。由于针对共享数据结构缺少企业级的解决方案或标准,信息战单位没有办法共享原始数据、分析结果或可视化结果。而且,由于缺乏这样的标准,也没有在现有数据集上测试新技术或方法的系统化途径。

培训事宜

国防部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培训。在这个新的领域,要建设和维持强力有效的社交媒体分析能力,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知识?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进行网络空间专业的内部组织培训和外部合同培训,也包括数据挖掘。其中有些培训涵盖了社交媒体分析内容,包括其在信息战和军事行动中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受访的专家指出,目前缺乏用来帮助分析人员从媒体数据中发现关键信息的专门培训。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现在,所有我们理解的是‘一键式’的:按下一个按钮,得到一个香蕉”(对相关话题专家的访谈,2016年8月29日)。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监督合法合规的培训的需要。考虑到国会对制定国防部特定的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公开可用信息的政策的需求,届时会需要监督和守法方面的正式培训。

原文链接: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742.html    翻译人员:刘江宁 郭长国 王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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