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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案件看舆论审判
2018-10-31 作者:蚁坊软件 浏览次数:838 标签: 司法舆情 舆情研究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然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民在互联网中所发挥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居全球第一。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互联网也迎来信息爆炸时代,微博、微信、论坛、短视频等自媒体平台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因网络信息传播与反馈的及时性,越来越多的网民在网络上表达自身观点及看法,网络逐渐成为网民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件的重要场所,媒体和网民有了更多样化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普通群众价值判断与选择的影响在逐渐变大,媒体的声音逐渐变得更有力,舆论在如今的互联网中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近些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的热点案件越来越多,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推动,舆论与司法审判的碰撞越来越频繁,加之民众权利意识的加强,一旦曝出社会敏感或重大影响的案件,民众就会保持高关注度。民众基于自身的法律标准及道德标准,对当下司法案件审判的影响正逐渐增强,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从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再到近年来的江歌案、于欢案、“昆山龙哥”案,在这些涉及刑事的新闻中,民众通过媒体追踪、报道了解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畅所欲言,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上述案件的审判过程或最终结果。

二、研究意义

当舆论已成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和影响司法工作的重要因素之时,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研究。纵观当前学术界对于“舆论审判”现象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会对司法审判造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又以探讨负面影响的文章较多,而研究正面影响的文章相对较少;还有对于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学术界多从网络舆论监督自身的缺陷出发去研究,如网络舆论监督主体的素质参差不齐、网络舆论中情绪化言论较为突出等,以此造成了当前对司法审判与舆论审判辩证认识不足的局面。而在新的网络舆论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处理司法与舆论影响,如何将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和谐统一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并保持司法独立性原则,是值得研究与讨论的问题。本文将从两者辩证关系的角度出发,以众多舆论影响司法判决结果的实例为证,分析司法案件下的舆论审判。

从研究意义上看,本选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迫切的现实需求。第一,本文扩展了舆论审判的研究范围,不单只研究媒体审判或是普通网民意义上的舆论审判,而是延伸了舆论审判的概念深度,从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全面性地对“舆论审判”这一概念进行论述。第二,舆论审判与司法审判当前有着较深的关系,网络舆论所秉持的是大众逻辑,但司法审判所秉持的是职业逻辑,这种根源上的不同造成了二者在诸多方面的偏差,因而在案件审理上的矛盾也较为突出,本文将从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角度提出平衡性的建议,如此既能正确认识舆论审判的正负面影响,又能正视司法审判可能面临的冲击,从而思考二者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研究实例

第二章 舆论审判的演变

一、基本概念

“媒介审判”(trial by mass media)一词发端于美国,由“报纸审判”(trial by newspaper)演变而来,它是相对于“司法审判”“公平审判”而言,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行为。西方国家的司法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导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因此,西方“媒介审判”存在的基础是陪审团制度,由于陪审员并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所以他们的裁断很容易受大众传媒报道的影响。

但在我国的语境下理解“媒介审判”,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审判”,因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不属于司法机关,无法执行“审判”的职能。因此,“媒介审判”中的“审判”更多的是一种行为比喻。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对“媒介审判”给出了较为完善的界定,即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介对受众赋权促进了公众的使用与满足需求,信息传播的重心逐渐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和自媒体过渡,使得传受双方地位逐渐达到平衡。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由于其自身互动性强、即时传播、波及范围广等特点,在热点事件中能发挥强大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功能,使得传统“媒介审判”在网络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有了新的特点,也就衍生出了“舆论审判”。“舆论审判”在学界并没有非常明晰的概念,普遍会将“舆论审判”界定为是新媒体时代“媒介审判”的嬗变。

“媒介审判”和“舆论审判”二者之间虽有着明显不同,但是新媒体环境中的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媒体和公众互动的过程,媒体一方面影响着公众意见,一方面也被公众意见所影响,使得“媒介审判”与“舆论审判”出现交叉之处,逐渐出现新的特征。

二、“审判”载体的演变

在互联网出现和兴盛之前,鉴于公众在活动空间、知识存贮等方面的局限性,传统新闻媒体作为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社会信息采集传播机构,在重大司法案件发生之后,担负起了向公众提供和解读信息的责任,而公众就案件发表的意见要为社会所知悉并形成舆论也需借助新闻媒介。因此在这一时期,“舆论审判”的载体往往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介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金柱案”。

1997年8月24日,河南郑州警察张金柱酒后逆行驾车撞死一个孩子后,将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卷入车底拖行1500米。在法院一审判决前,以《大河文化报》为代表的媒体对此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报道,它们中不乏以张金柱的警察身份做文章,称其“道德沦丧”“知法犯法”,甚至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论调出现,为此张金柱超越了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成为了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在媒体的一片“喊杀”声中,张金柱最终被判死刑。而我国此前并没有因交通肇事而被判死刑的案例,不少法律专家在判决结果出来后表示张金柱罪不至死,该案也成为了“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的形成不再单一地依赖于传统新闻媒介,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都为司法案件中民意的快速广泛传播与产生影响力提供了可能性,并在一系列案件中成为“舆论审判”的利器。

2017年,“于欢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南方周末》3月23日在其官网发布的报道《刺死辱母者》虽是这起案件受到广泛关注的起点,但舆情真正发酵却是自3月25日起,当日《南方周末》通过官方微信推送了该文,文章随即在朋友圈刷屏,并不断被传播至微博平台,继而形成万千网民参与的舆论事件。再看2018年的“昆山龙哥”案,微博成为相关舆情传播的主要阵地,占比达到92.24%,而新闻网站和报纸分别只占1.22%、0.02%。媒体微博“头条新闻”针对这两起案件都发起过投票,“于欢案”有19万人参与,其中17.4万人认为于欢属于正当防卫,被判无期不合理;“昆山龙哥案”则有高达51万人参与,其中45.3万人认为杀人者属于正当防卫。网民均以压倒性的观点在官方判决之前以自己的立场对案件定性,给司法公正审判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可以看出,两起案件都不再属于单纯的“媒介审判”,虽然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有参与并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最终能形成影响力还是靠在传播速度、互动功能等方面占据优势的自媒体,相信这一形势与格局在今后的司法舆情中将会重复不断上演。

三、“审判”主体的演变

在以“媒介审判”为主的时期,由于缺乏反馈和互动的渠道及平台,公众的意见难以聚合展示于前,能够上达至媒体并对外传播的民意往往是经过筛选把关的,并非单纯的舆论立场,因此作为把关人的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审判”的主体,张金柱在死刑执行之前就对媒体说过“我不是死在法律上,是你们这些记者杀了我”。而随着论坛、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兴盛,公众可以自由地在任意时间、地点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发表意见,舆论的形成因此更迅速、更广泛,也更能体现出真实的民意,传统把关人的作用则逐渐弱化,“审判”的主体也演变为针对某个案件达成共同“审判”意见背后的公众。

此处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该案之所以能够平反,首先新华社记者汤计“功不可没”。2005年至2011年,汤计针对“呼格吉勒图案”先后发表了7篇内参报道。

若不是这7篇内参,“呼格吉勒图案”估计很难成为内蒙古当局重新审理的案件,更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冤案。7篇报道的时间跨度较大,前期主要是靠汤计采访案件相关人员、梳理案情等方式撰写报道,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影响着案件的推进。而到2011年,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其中微博用户数已超过2亿,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热情不断攀升,当年汤计内参报道标题中写到“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可见“网民”在围绕“呼格吉勒图案”讨论中形成的意见与力量已经开始显现,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力量也越来越大。

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该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新浪微博上,网民积极设置并参与“呼格案再审”“呼格吉勒图冤杀案”等话题的讨论,其中仅“呼格案再审”的阅读量就高达3092万。网民的声音在网络中不断“聚合”“放大”,为“呼格吉勒图案”朝着公开透明方向前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14年12月15日,呼格吉勒图最终被法院宣告无罪,但关于案件的舆论并未停息,呼吁要问责“呼格吉勒图案”责任人的声音渐起,认为办案人员“该杀”、质疑“司法腐败”等带负面情绪的言论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公众参与司法案件讨论的热情日益高涨,对司法质量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从之后的“于欢案”、“昆山龙哥案”也可以看到,全民网络舆论审判的情况已成为常态,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司法机关当时刻保持警惕。

第三章 舆论审判的成因分析

在网络环境下,舆论与法治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一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司法审判面临着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量刑或是加重,亦或减缓。然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是因为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来看,除了当前民间舆论场的勃兴,网民可以通过媒体的追踪报道了解案件信息,并在互联网平台上畅所欲言之外,也因为部分媒体在报道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司法体系、机构接受社会监督意愿提高,对“民意”进行考量,也是舆论审判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多年积累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矛盾集中爆发,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医疗纠纷、就业压力等问题造成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当前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情境之下,往往对“官员”“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等人群形成刻板印象。若某个特定的司法案件中涉及此类群体,往往更容易点燃或加速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并通过网络平台集中表达,在网络空间中传递,形成舆论。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集合,强烈且一致的意见及情感倾向,往往会对司法审判带来强大的压力。如“药家鑫案”中,网民受到药家鑫“富二代”“军二代”头衔的影响,认为其又是一桩“官欺民”的案例,于是在网络上极力声讨他的罪行,希望判其死刑。

此外,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主要是因为公众对于司法权的运作存在普遍的焦虑情绪,一方面担忧公权力的不当介入及司法腐败,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弱势群体的普遍同情,由此形成的“公众意见”通常对具体案件的办理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导致“舆论审判”局面的产生。

二、“民间舆论场”的勃兴

从学理上说,舆论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由无数个人的要求和意见,经过反复多次的碰撞与融合之后,形成了对某事近似或共同的认识。一定的舆论,是特定舆论环境即舆论场的产物。所谓舆论场,正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当前,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的不断壮大,媒介环境中除了拥有依托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自上而下主动发布信息和解读信息的“官方舆论场”,还有“民间舆论场”,即网民通过网络、手机等平台,自下而上发布信息和表达意见。特别是在“两微一端”的飞速发展下,舆论的发生机制、内容及语境都产生了变化,“民间舆论场”不断壮大。在备受关注的各类司法案件中,不论是被判死刑的药家鑫,还是从无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的于欢,亦或是昆山杀人案中判为正当防卫的于海明,舆论无处不在,且试图影响着司法审判。

当前,“民间舆论场”的主体以互联网自媒体为代表,其舆论影响力更大、情绪性更强。从影响力来看,一方面是来自于意见领袖,他们对媒体报道的二次传播及新信息的曝光,进一步扩大了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舆论的群体化,当“民间舆论场”把分散的舆论意见聚合起来,并达成接近一致的情绪表达,或者说舆论观点时,往往能形成超出预期的舆论影响力。

从情绪性来看,受到普遍关注的司法案件,往往直接引发社会情绪的释放,而在“民间舆论场”这种情绪性会变得更强。主要是因为在案件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往往来自同一群体,价值判断相近,而这种价值判断在之后的信息传播或互相评论的过程中会不断增强,其中少数持有不同意见者,则会因为担心遭到“攻击”而逐渐保持沉默或者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也使得不同意见几乎销声匿迹,原有情绪进一步强化,即“沉默的螺旋”现象。尤其是“药家鑫案”中,在宣判之前,舆论发生一边倒,即“杀药”。根据“凤凰网”2011年5月一份有四十多万人参与的调查中显示,在“你认为药家鑫应当被判处死刑吗?”这一题中,支持处死率占95.1%,他们认为药家鑫罪大恶极,应该处以死刑,这样也可告慰生者。这样一种强大的舆论倾向中,其支持者要求严惩药家鑫。而对于稍有倾向于药家鑫一方,甚至中立的立场声音,也会遭到“杀药”支持者的猛烈抨击和反对。

其实网民关注的个案并不一定是局限于个案的具体判决,而是要表达他们对结构性社会问题不满的情绪,包括对社会、对政府、对权贵的不满,尤其是对作为公正最后防线的司法。“民间舆论场”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发表观点,提出意见或建议,进一步聚合民意,形成舆论影响

三、媒体报道的偏差

媒体的发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同时也为促进社会公平、完善法制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首先,媒体不同于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合法的侦查技术和侦破手段进行调查,媒体往往通过采访当事人、辩护律师及运用判决书中的内容来报道案件,从而导致内容中存在一定的情感偏向。其次,部分媒体在采访接触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通常站在相对弱势的一方,为其发声,比起法律法规更加注重社会伦理,以致于形成“法院未判,媒体先判”的局面。另外,一些媒体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忽视本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擅自对事实进行有意识地组合,并加上某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句渲染,导致报道失实。

以“李天一案”为例,李天一在犯案时仍属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而在这起案件中,大量的媒体发表传播《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被拘留,卷入昔日狱友》《李天一被指爱玩弄女性,绰号“海淀银枪小霸王”》《就是要痛打李天一这条“落水狗”》等文章,更有《曝金铁霖是李天一生父》这样的假新闻出现,一起刑事案件借助媒体舆论施压变成一场“舆论狂欢”。再从“邓玉娇案”来分析,部分媒体在报道此事的过程中,强调邓玉娇是服务员,而死者是政府官员的身份,给邓玉娇贴上“烈女”的标签,突出了邓玉娇的弱势,强化了受众对双方的地位悬殊的印象,客观上影响了受众的判断,促成了“媒体审判”。

媒体一方面希望挖掘事实,揭露案件真相;另一方面也追求新闻价值,期待新闻能吸引受众眼球。而司法机构追求真相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客观真实,维护法律公平公正。由于立场不同,媒体与司法机构在对待案件的态度上自然会出现分歧。当出现分歧时,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来引发舆论关注,当案件的关注度达到峰值,舆论大势已经形成,自然就会形成舆论压力,并加诸于司法机构。

四、司法接受监督意愿强化

由于司法权的特殊性,其对权力行使者——司法人员的个人素质要求较高,司法人员的裁量权要在尊重法律规范和考虑案情的基础上进行。但是由于司法独立的天然排他性,也容易产生审判失误、司法腐败等现象。我国宪法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然而,由于长期受到旁听席的限制,法院公开审判仅仅是对少部分人的公开。另一方面,部分司法机关因为担心泄漏案件秘密、舆论干扰司法办案等情况发生,而不公开报道刑事、贪污受贿等案件。

随着我国建设法治社会步伐的不断加快,法治理念正不断深入人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国人民监督司法活动的渠道拓宽,公众参与司法监督活动的意识提升,司法机构的公开力度扩大。从中纪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检察日报》等媒体公布的案件来看,案件公开报道逐渐变得普遍起来。不少违法犯罪案件从立案时就开始公开报道,对后续情况也有跟踪报道。而一些重大案件,例如“于欢案”的二审,山东高级人民法院除了邀请新闻媒体记者参加庭审和宣判外,也通过微博进行全程直播,并公开地释理说法、及时公开文书等,这些举措都让二审以透明的方式走入公众的视线之内,极大地稳定了民心,彰显了司法公正。

第四章 舆论审判的现实影响

面对司法案件,舆论审判不可否认地对司法审判带来影响。凡事皆有其两面性,分析舆论审判也应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既要看到它带来的正面影响和促进作用,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局限性,从而尽可能地正面引导和发挥好它的作用。

一、积极影响

(一)促进司法公正透明

舆论审判作为一种规模化的外在监督力量,在总体上与司法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都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舆论审判过程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司法案件的进程和流程,更好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表达个人意见和想法,进一步监督司法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判案情况,从监督层面促进司法的公开化、透明化,从而保证司法公平公正。

以“于欢案”为例。2017年2月17日,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相关机关面对舆论质疑始终未公开案情,也未公开表态。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地方事件,于欢案初始并未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直至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发布深度调查报道《刺死辱母者》,该事件才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并引爆舆论场,舆论围绕司法的公正性、伦理道德与法理的矛盾等问题展开激烈声讨。面对汹汹舆情,司法机关立即做出回应: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赴山东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调查,对媒体反映的警察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也组成调查组,对警察在此案中的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从官方的系列反应和行动中,足可见舆论审判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在舆论的高度聚焦下,“于欢案”于2017年5月27日二审开庭,庭审过程以微博直播的方式全程向社会公开,法官人员组成、开庭笔录、证据清单、证人证言、控辩双方意见在全国民众面前第一时间一一展现,司法呈现高度透明,公众在身临其境中感受着司法的公平公正,同时案件审理过程也传递出司法机关勇于直面社会舆论监督的诚意。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依然通过现场播报的形式对“于欢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相较于一审判决引发的巨大争议,舆论对此予以认同,认为二审结果严格依法裁量,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于欢案”受到关注并获得改判,舆论审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影响下,案件司法全过程在社会聚光灯下进行,接受着全民围观与审视,以致办案机关愈发严格践行司法的理念,使公正裁决建立在严密、准确、全面的证据体系之上,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法律检验,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

(二)限制权力不当干预

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中,司法机构并非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存在,它依然镶嵌在一个自上而下的隶属体系中,这就容易导致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出现。舆论作为由多元主体身份构成的力量,会直接牵制外于司法的权力压制、充分挤压“支配与被支配”的活动空间。可以说,舆论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的行使起着监督和抑制作用,对其他权力机关染指司法有所掣肘,无形中加重了司法权的权重。

“邓玉娇案”中,与涉案的3名官员相比,悬殊的社会身份、不对称的权力差异使得邓玉娇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事件发生后,巴东县警方未经详查取证即在通报中先入为主地认定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代替邓玉娇的母亲公布信息、几次案情通报中大玩文字游戏,如将“特殊服务”变成“异性洗浴服务”,“摁倒”改为“推坐”等,从一些不合常规的操作中,我们可以嗅出些许司法遭遇某种力量干扰、偏离公正轨道的味道。面对这种扑朔迷离的干扰力量,舆论审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纠偏作用。从最初对巴东县警方草率定论的质疑,到对涉案官员以强凌弱的谴责,舆论审判步步倒逼案件真相,使得“邓玉娇案”的事态发展终于向常识回归、向真相靠拢,舆论的坚持和努力,将司法公正从干扰和扭曲中挽救出来。在摒除干预、客观断案的理想环境下,巴东县法院严格根据事实真相、依照法律条文作出一审判决,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试想,如果没有舆论百折不挠地对真相进行追问,“邓玉娇案”是否仍会向现有结果演进,值得商榷。而舆论审判,将可能依附在司法上的外来权力剥离,让司法摆脱种种干扰,实现了司法公正,维护了司法的独立与尊严。

(三)推动法律发展完善

法学家萨维尼曾说:“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足见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具有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和僵化性。司法过程中,法律的滞后性、僵化性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舆论审判一定程度上倒逼着法律制度向前发展,推动着法律不断完善。

2003年3月17日,有着正当工作、合法住所的27岁健康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身份证被送至“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3月20日被殴打致死。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首度披露孙志刚惨死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后后,瞬间引发舆论哗然。除了强烈要求追责相关涉事人员外,在事件的推进过程中,更多人把目光聚焦在与亿万城市流动人口休戚相关的收容制度上,众多法律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证明其不合理性甚至是违宪,社会各界要求修改、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呼声越来越强。在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呼吁下,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会议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在20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5月发布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此废止。回顾“孙志刚案”,从最初的无人过问到最终推动我国法律建设迈向新的一步,舆论的力量不容忽视,开启了公民和媒体参与社会重大事件意见表达的新时代。

此外,舆论对“许霆案”的关注间接导致了《刑法修正案》中关于盗窃罪的修改,“佘祥林案”中舆论的声讨客观上促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聂树斌案”确立了对历史遗留案件纠错的证据规则,“李昌奎案”则引发死刑制度存废及再审适用争议,“孙伟铭案”直接促进了醉驾量刑的法律的完善。种种案例说明,舆论的持续关注与推动,使得社会矛盾在与法律制度的碰撞中引发全社会特别是法律界、司法界的深刻反思,从而推动司法制度的不断革新,加快我国的法治进程。

二、消极影响

(一)冲击司法理性

网络的发展与自媒体的兴起,在改变民众言论自由环境的同时,也为众多不负责任的言论提供了平台。由此,舆论审判也越来越常见于各类热点事件及司法案件。民众自由地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仇官、仇富、仇公等心理日渐严重。当这种“义愤”通过媒体平台传播,互相交叉和感染形成一种群体“喧哗”时,便会加剧这种非理性的心理情感,当其发力于司法审判,这种非理性的舆论便会不利于司法公正。“雷洋案”的争议就是典型的例子。“初为人父”“人大研究生”的标签已让此案的舆论一发不可收拾,加上监控视频等核心信息的缺失,导致雷洋死亡案件更加模糊,“一边倒”地质疑警察行为的言论也影响了公众的判断能力,使得谣言四起。有舆论称雷洋被电击致死,甚至附上了视频;还有消息称雷洋因常州环境调查而死。此外,有网民在网上晒出了雷洋“嫖资收据”照片,但最终这些消息都被证实为谣言。正是由于群众获取的信息过于碎片化,且多数信息未经考证,而人性往往更愿意相信符合自身想法的信息,这就造成了民意的泛滥。比较于司法审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舆论审判是片面和非理性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虽然这样的“审判”更符合“民意”,但与严谨的司法审判南辕北辙,必将对司法形成冲击。

(二)挑战司法权威

舆论审判对司法案件的不当干预,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降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在舆论关注程度较高的司法案件中,媒体及网民常常把当事人简单地划分为“弱势”与“强势”,并更多地会对弱者给予同情与支持。一旦司法判决未偏向弱者或不合乎“民意”,舆论便会将矛头指向司法机构或司法从业人员,各种质疑批判甚至是人身攻击随之袭来。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法律与社会普世道德并不完全对等,司法审判的结果与广大民众所期盼地结果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大网民的法律意识并不都健全。因此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误解和不信任。

在“李昌奎案”中,被告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这一判决的改变,即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网民的激烈讨论,有网民说:“身负一命的药家鑫都死了,身负二命,还犯强奸罪,手段更加恶劣的李昌奎如免死,那司法的公信力何在?”云南省高院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一方面如果坚持二审,就会面临广大网民的愤怒和不满,进而引发民众对司法机关愈加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启动再审,则是对于此前司法判决的否定,也将面对众多质疑,造成司法权威的流失。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虽说司法活动可以接受来自各方对于司法过程严肃性的监督,但同时也应避免各种舆论对于司法判决的影响。尤其不能因为受到各方干扰而反复改判,严重损害法律判决的严肃性。目前,挑战司法权威的舆论审判仍然存在,而舆论审判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得司法机关不能以事实为依据,而是更多的顺应压力的来源,从而更加的丧失司法的权威性。

(三)侵犯司法独立

司法部门享有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权,同时公民也享有法律规定的监督权,这也意味着,司法必须是独立的,但是这种独立并不代表不需要监督和制约,涉及到社会公众相关利益的司法权监督问题时,这两种“权”的矛盾便产生了。由于媒体从业者及网民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在并未掌握事件真相,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法学知识的情况下便对案件作出不客观、不理性的评论,使得非理性的舆论洪流演变成虚假的民意,也使得某些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影响自身的判断,进而可能影响案件的最终结果。“药家鑫案”就是舆论干扰司法活动,侵犯司法独立的典型案例。在“药家鑫案”中,舆论对药家鑫的“审判”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药家鑫必须得死”“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甚至一旦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便会遭到其他网民的群起攻之。药家鑫被最终审判后,网民更是出现了集体式狂欢,有评论道:“西安天晴,大快人心!”反思此案,我们不难发现,大量对未经审判的案件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形成所谓的“民意”可能会对主审法官的判断造成严重干扰,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在“民意”重压下,法官如果无法保持中立态度的话,就可能使得司法独立被破坏。

第五章 应对“舆论审判”影响的机制探析

近年来,“舆论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舆论审判”的出现要归结于转型期凸显的社会矛盾、“民间舆论场”的勃兴、媒体报道的偏差以及司法接受监督意愿强化等多重因素。很多案件发生后,媒体和公众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司法部门施加了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传统新闻媒体以及网民群体通过自媒体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决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现有舆论审判中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为了应对“舆论审判”带来的影响,相关部门可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引入案件舆情评估机制

目前,社会舆论对案件的正常处理带来了较大影响。司法机关需重视案件舆论情况,引入舆情评估机制,通过对已经发生的重大案件舆情进行梳理,完善舆情应对预案。

司法部门一方面可对重大案件网络舆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等进行研判,及早发现苗头性信息,关注新闻媒体及自媒体平台发布的涉案信息,及早处理谣言类信息,防止舆论场生态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可主动引导舆论发展,对舆论发展施加积极影响,适时披露案件信息,引导舆论多元化,避免出现涉案家属以及专业人士的个别言论在舆论场中造成情绪积压,形成“堰塞湖”现象。同时也要注意在案件处理结束后重点关注舆论对司法机关的评价,并策划正面宣传活动,对网络舆情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修复。

二、完善司法与媒体互动机制

就案件而言,媒体与司法部门关注点存在差异,消解舆论对案件的影响,就需要加大对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构建,并通过完善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来消除媒体介入对司法审判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应回归到权利与权力之间,媒体成为民意的代表,不再具有控制其他权力的政治能量;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落到实处,并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法官仅以其理性与良知,并通过庭审中展示的证据来做出裁决。

媒体与司法之间通过协商、互动形成良性的合作。司法机关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积极主动地依法公开必要的信息,建立完善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突发性事件中,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就能抢占先机,把握主动。媒体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报道,促进司法公正与独立,并通过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以减少对民众的误导,避免形成针对司法的不正当的舆论氛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仿效美国签署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合作协议。避免出现“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被害者代理人张显通过他的微博,多次分享、转发有关药家鑫家庭背景的猜疑性言论,以致“官二代”“富二代”等词汇激起社会公众对药家鑫的反感和仇视的现象。如果“舆论审判”先于司法审判,必然对司法的正常裁决造成影响。

三、建立多部门联合办公机制

重大案件形成的舆情事件给司法机关案件处理带来的压力,除了正常的舆论监督之外,也侧面反映出公众对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提出了新的期待。聂树斌案从媒体关注到重新结案,经历多轮次的审理。从司法角度看,要重新组织力量调阅卷宗、固定证据,形成新的证据链需要专业人员进行长时间的深入调查,这必然与舆论对正义的呼唤形成一定的落差。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迅速回应公众期待,完善重大案件的办公机制,提高办案效率。

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之时,可与多个部门建立联合办案处置机制,多个部门进行分工协作,展开调查、固定证据,加速对犯罪事实和情节的确定、案件定性等,从源头提升侦查机关办案质量,强化侦查活动监督,有效促进侦查工作由“破案抓人”向“证据定案”转变。在处理较大社会影响的重大、疑难案件之时,除了强调提升效率,还要确保案件审理经得起检验,从根本上缩减舆论炒作案件的可能空间。

四、构建科学的舆论导向机制

从现象上看,“舆论审判”很大程度体现为对道德的审判,网络媒体和自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容易出现越位或错位,这种情形往往和新闻炒作有关,形成的舆论氛围容易影响司法公正地进行审判,从而扭曲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这一观点对于“舆论审判”也同样适用,只不过行为主体从媒体扩展到社会各阶层。

随着社会关系茧房化和重归部落化,情感和立场优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来临。网络空间中的权利范式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各主体间的矛盾愈发复杂。从以往的案件舆情来看,媒体与自媒体的越位报道,不仅对司法审判带来负面影响,对其自身而言,传播不实信息也会对公信力造成影响。因而,在互联网时代媒体需发挥新闻传播的核心价值,关注事实,助推舆论健康发展。自媒体行业也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传播有效信息,确保媒体报道的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健全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导向机制,确保案件舆论发展稳定可控。

在具体的案件报道中,传媒不能将公众对案件片面、局部的认识等同于刑事司法专业人士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不能将公众情绪化、道德化评判等同于刑事司法人员对案件的法律评价和定罪量刑,不能引导舆论与司法机关进行博弈,要避免司法审判进入舆论漩涡。在与网络舆论的良性互动中,推助普法的进程,达成公开、公平、客观的审判,正确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引导舆论朝正向态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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